中國高水平對外開放的經濟學邏輯
2019-05-05 11:41:32
來源：新華網－思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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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全球經濟增長重要推動力的自由貿易與對外開放，亟待有實力參與主體以實實在在的行動推動全球資源配置的進一步國際化與便利化。
中國作為全球化、自由貿易和對外開放的重要受益者，本身也肩負著推動者的歷史使命。圖片來源：新華網
融入全球價值鏈，繼續(xù)推進開放
首先，業(yè)已深度融入國際經濟體系尤其是全球價值鏈體系的中國經濟，若要實現產業(yè)鏈上的進一步升級，既離不開本土企業(yè)基于自主創(chuàng)新技術的供給能力提升，當然也離不開有實力的外部參與主體或外資的深度參與。事實上，中國已經實施的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模式，包括繼續(xù)大幅縮減負面清單，推動現代服務業(yè)、制造業(yè)、農業(yè)全方位對外開放，并在金融服務業(yè)與高端制造業(yè)等更多重要領域允許外資控股或獨資經營，就是這一開放邏輯的政策表達。
除此之外，開放的舉措也表現在在原有自由貿易試驗區(qū)的基礎上，擬新布局一批自由貿易試驗區(qū)；加快探索建設自由貿易港；加快制定配套法規(guī)，確保嚴格實施《外商投資法》等，這為全球投資者無后顧之憂地進入中國市場提供制度性、技術性安排與法治化保障。此外，我國還推出了更大力度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國際合作的相關舉措。
其次，更大規(guī)模增加商品和服務進口，是中國由制造業(yè)大國和出國大國向產業(yè)與資本強國邁進，進而發(fā)育成為全球經濟體系重要擔保人的自然邏輯延伸。因為自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以來，得益于入世紅利、全球制造業(yè)轉移紅利與人口紅利，中國制造業(yè)從規(guī)模上先后超過了德國、日本，并在2010年超過美國躍居世界第一。美國則是自1895年以來首次讓出了全球制造業(yè)龍頭的地位（但若按照技術、品牌與獲益程度等指標來衡量，美國依然是全球第一制造業(yè)強國）。
據世界銀行統(tǒng)計，美國制造業(yè)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從1997年的16.1%下降至2017年的11.6%，而中國制造業(yè)占GDP的比重在2017年超過了30%。
今日中國，既是世界上最具規(guī)?；a能力的“工廠”，也擁有世界上規(guī)模最大的中等收入群體，人均GDP達到9800美元，消費升級正在加速，消費增長潛力巨大，是名副其實的“世界市場”。更大規(guī)模增加商品和服務進口，既是平衡中國與主要貿易伙伴經濟關系的基礎性需要，也是提升消費品質的結構性安排。
再次，更加有效實施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xié)調，更加重視對外開放政策貫徹落實，旨在防止全球有實力參與主體在對外經濟政策上出現“合成謬誤”，以避免“以鄰為壑”、單邊主義與保護主義對全球經濟與貿易體系的沖擊，也是中國作為負責任的新興經濟體致力于全球經濟增長與可持續(xù)發(fā)展的國際承諾。
筆者曾分析過，全球化、自由貿易和多邊主義之所以在近年來遭遇保護主義的阻擊，相當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國持續(xù)推動全球化和自由貿易的動力不足，或者在美國拒絕踩油門的時候，并未找到有效的替代方案，足以讓其他的發(fā)動機進入現有的動力系統(tǒng)。
換句話說，作為全球化、自由貿易促進的最重要推動者和最大受益者的美國，當其發(fā)現，全球化、自由貿易和多邊主義趨勢及其引致的顯性與隱性收益越來越超出美國的能力控制邊界、而美國為其埋單意愿與能力又在不可避免地下降時，“逆全球化”的孤立主義抬頭便成為國家行為的階段性表達。這個時間窗口大約就發(fā)生在美國基本完成修復金融危機、下大力氣鞏固國內制造業(yè)競爭力、啟動加息的2015年底。
因此，如果從全球經濟競爭與格局變遷的視角觀察，全球化退潮或者說是全球范圍內的多邊與雙邊開放出現了某種程度上的國家級層面的意愿下滑，蓋因過去扮演著經濟全球化最重要動力的發(fā)達國家，面對新興經濟體實力的成長以及參與全球經濟治理變革意愿與能力的增強，表現出了一定程度上的不適應。而自工業(yè)革命以來長期傲視全球的美歐產業(yè)與金融資本，當其發(fā)現來自新興經濟體的跨國資本越來越成為全球資源配置的重要參與主體時，同樣表現出某種程度上的不適應。
經典貿易理論經得起時空檢驗
所有理性的市場主體都應當明白：自由貿易、對外開放、比較優(yōu)勢、競爭優(yōu)勢、市場經濟、全球經濟一體化、節(jié)約交易成本、國家、市場和企業(yè)的關系，等等，一直是17世紀以來全球經濟發(fā)展與經濟學發(fā)展歷程中的一系列理論與政策的代表作。
如今，盡管全球經濟、貿易與金融一體化趨勢遇阻，但技術的進步卻不能人為設置障礙，尤其是大數據技術與人工智能的突飛猛進使得全球范圍內的市場擴張與財富重新配置不可避免。
而基于要素自由流動和交易成本節(jié)約的全球化內生動力是很難遏制的。換句話說，無論是美歐等發(fā)達國家，還是中國和廣大發(fā)展中國家，沒有任何一方可以無視產業(yè)鏈、供應鏈、服務鏈乃至價值鏈的互相連接；沒有任何資本力量和國家力量能夠通過構筑各種壁壘阻擋全球要素的合理流動。
經典的貿易理論不僅經得起時空檢驗，更因其作為人類智慧的結晶，往往還具有歷史的繼承性。已有研究顯示，其實中國基于自由貿易和比較優(yōu)勢的對外開放實踐，與亞當•斯密、大衛(wèi)•李嘉圖、赫克歇爾和俄林等西方經濟學家的一系列經典貿易理論存在著某種程度的吻合。
例如，早在兩千多年前，中國的《史記•貨殖列傳》和《淮南子•齊俗訓》就已經用“以所多易所鮮”“以所有易所無”“以所工易所拙”，對類似的經濟學邏輯給出了凝練表達。研究經濟思想史的一代宗師胡寄窗先生曾在其英文著作《Chinese Economic Thought Before the 17th Century》中對中西經濟思想的互通之處給出了理論和邏輯上的闡述。
可見，作為全球經濟增長重要推動力的自由貿易與對外開放，亟待有實力參與主體以實實在在的行動推動全球資源配置的進一步國際化與便利化。而中國作為全球化、自由貿易和對外開放的重要受益者，本身也肩負著推動者的歷史使命。
中國將采取的一系列重大改革開放舉措，加強制度性、結構性安排，促進更高水平對外開放，這其實是與不斷完善中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念一脈相承的。而關于市場經濟的全球認知，盡管迄今為止沒有統(tǒng)一的標準，經濟理論上關于市場經濟標準的認識也分歧極深，對于到底存不存在市場經濟標準的問題也不時存在爭論。
但市場經濟作為競爭的經濟，畢竟是人類文明的一種歷史形式，因而必然有其內在的社會秩序，即一整套關于市場競爭的行為準則。從現有的理論討論和有關國際社會的法律規(guī)定的反映來看，我們可以概括出一些具有共性的認識，包括政府作用和行為是否規(guī)范化；企業(yè)權利和行為是否自由化；生產要素市場化的程度，包括要素的價格是否由市場決定；企業(yè)的成本是否真實；貿易條件的公平程度；金融參數合理化等。其核心問題在于：從政府、市場、企業(yè)三者關系上判斷資源配置效率與市場競爭，尤其是市場準入及市場定價的自由程度；企業(yè)行為的自主程度等。
所有這些理念，與中國著力加強制度性、結構性安排，促進更高水平對外開放的核心邏輯是高度一致的。這說明中國在確立了市場經濟的基本框架之后，已經或正在通過實現資源配置方式的變化、政府宏觀干預方式的變化、所有制和企業(yè)產權制度的變化（包括所有制結構的變化和企業(yè)競爭自由度的變化）等，厘清政府、市場與法治的關系，清晰定位政府與市場的邊界，為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奠定體制性基礎。
融入全球價值鏈，繼續(xù)推進開放
首先，業(yè)已深度融入國際經濟體系尤其是全球價值鏈體系的中國經濟，若要實現產業(yè)鏈上的進一步升級，既離不開本土企業(yè)基于自主創(chuàng)新技術的供給能力提升，當然也離不開有實力的外部參與主體或外資的深度參與。事實上，中國已經實施的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模式，包括繼續(xù)大幅縮減負面清單，推動現代服務業(yè)、制造業(yè)、農業(yè)全方位對外開放，并在金融服務業(yè)與高端制造業(yè)等更多重要領域允許外資控股或獨資經營，就是這一開放邏輯的政策表達。
除此之外，開放的舉措也表現在在原有自由貿易試驗區(qū)的基礎上，擬新布局一批自由貿易試驗區(qū)；加快探索建設自由貿易港；加快制定配套法規(guī)，確保嚴格實施《外商投資法》等，這為全球投資者無后顧之憂地進入中國市場提供制度性、技術性安排與法治化保障。此外，我國還推出了更大力度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國際合作的相關舉措。
其次，更大規(guī)模增加商品和服務進口，是中國由制造業(yè)大國和出國大國向產業(yè)與資本強國邁進，進而發(fā)育成為全球經濟體系重要擔保人的自然邏輯延伸。因為自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以來，得益于入世紅利、全球制造業(yè)轉移紅利與人口紅利，中國制造業(yè)從規(guī)模上先后超過了德國、日本，并在2010年超過美國躍居世界第一。美國則是自1895年以來首次讓出了全球制造業(yè)龍頭的地位（但若按照技術、品牌與獲益程度等指標來衡量，美國依然是全球第一制造業(yè)強國）。
據世界銀行統(tǒng)計，美國制造業(yè)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從1997年的16.1%下降至2017年的11.6%，而中國制造業(yè)占GDP的比重在2017年超過了30%。
今日中國，既是世界上最具規(guī)?；a能力的“工廠”，也擁有世界上規(guī)模最大的中等收入群體，人均GDP達到9800美元，消費升級正在加速，消費增長潛力巨大，是名副其實的“世界市場”。更大規(guī)模增加商品和服務進口，既是平衡中國與主要貿易伙伴經濟關系的基礎性需要，也是提升消費品質的結構性安排。
再次，更加有效實施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xié)調，更加重視對外開放政策貫徹落實，旨在防止全球有實力參與主體在對外經濟政策上出現“合成謬誤”，以避免“以鄰為壑”、單邊主義與保護主義對全球經濟與貿易體系的沖擊，也是中國作為負責任的新興經濟體致力于全球經濟增長與可持續(xù)發(fā)展的國際承諾。
筆者曾分析過，全球化、自由貿易和多邊主義之所以在近年來遭遇保護主義的阻擊，相當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國持續(xù)推動全球化和自由貿易的動力不足，或者在美國拒絕踩油門的時候，并未找到有效的替代方案，足以讓其他的發(fā)動機進入現有的動力系統(tǒng)。
換句話說，作為全球化、自由貿易促進的最重要推動者和最大受益者的美國，當其發(fā)現，全球化、自由貿易和多邊主義趨勢及其引致的顯性與隱性收益越來越超出美國的能力控制邊界、而美國為其埋單意愿與能力又在不可避免地下降時，“逆全球化”的孤立主義抬頭便成為國家行為的階段性表達。這個時間窗口大約就發(fā)生在美國基本完成修復金融危機、下大力氣鞏固國內制造業(yè)競爭力、啟動加息的2015年底。
因此，如果從全球經濟競爭與格局變遷的視角觀察，全球化退潮或者說是全球范圍內的多邊與雙邊開放出現了某種程度上的國家級層面的意愿下滑，蓋因過去扮演著經濟全球化最重要動力的發(fā)達國家，面對新興經濟體實力的成長以及參與全球經濟治理變革意愿與能力的增強，表現出了一定程度上的不適應。而自工業(yè)革命以來長期傲視全球的美歐產業(yè)與金融資本，當其發(fā)現來自新興經濟體的跨國資本越來越成為全球資源配置的重要參與主體時，同樣表現出某種程度上的不適應。
經典貿易理論經得起時空檢驗
所有理性的市場主體都應當明白：自由貿易、對外開放、比較優(yōu)勢、競爭優(yōu)勢、市場經濟、全球經濟一體化、節(jié)約交易成本、國家、市場和企業(yè)的關系，等等，一直是17世紀以來全球經濟發(fā)展與經濟學發(fā)展歷程中的一系列理論與政策的代表作。
如今，盡管全球經濟、貿易與金融一體化趨勢遇阻，但技術的進步卻不能人為設置障礙，尤其是大數據技術與人工智能的突飛猛進使得全球范圍內的市場擴張與財富重新配置不可避免。
而基于要素自由流動和交易成本節(jié)約的全球化內生動力是很難遏制的。換句話說，無論是美歐等發(fā)達國家，還是中國和廣大發(fā)展中國家，沒有任何一方可以無視產業(yè)鏈、供應鏈、服務鏈乃至價值鏈的互相連接；沒有任何資本力量和國家力量能夠通過構筑各種壁壘阻擋全球要素的合理流動。
經典的貿易理論不僅經得起時空檢驗，更因其作為人類智慧的結晶，往往還具有歷史的繼承性。已有研究顯示，其實中國基于自由貿易和比較優(yōu)勢的對外開放實踐，與亞當•斯密、大衛(wèi)•李嘉圖、赫克歇爾和俄林等西方經濟學家的一系列經典貿易理論存在著某種程度的吻合。
例如，早在兩千多年前，中國的《史記•貨殖列傳》和《淮南子•齊俗訓》就已經用“以所多易所鮮”“以所有易所無”“以所工易所拙”，對類似的經濟學邏輯給出了凝練表達。研究經濟思想史的一代宗師胡寄窗先生曾在其英文著作《Chinese Economic Thought Before the 17th Century》中對中西經濟思想的互通之處給出了理論和邏輯上的闡述。
可見，作為全球經濟增長重要推動力的自由貿易與對外開放，亟待有實力參與主體以實實在在的行動推動全球資源配置的進一步國際化與便利化。而中國作為全球化、自由貿易和對外開放的重要受益者，本身也肩負著推動者的歷史使命。
中國將采取的一系列重大改革開放舉措，加強制度性、結構性安排，促進更高水平對外開放，這其實是與不斷完善中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念一脈相承的。而關于市場經濟的全球認知，盡管迄今為止沒有統(tǒng)一的標準，經濟理論上關于市場經濟標準的認識也分歧極深，對于到底存不存在市場經濟標準的問題也不時存在爭論。
但市場經濟作為競爭的經濟，畢竟是人類文明的一種歷史形式，因而必然有其內在的社會秩序，即一整套關于市場競爭的行為準則。從現有的理論討論和有關國際社會的法律規(guī)定的反映來看，我們可以概括出一些具有共性的認識，包括政府作用和行為是否規(guī)范化；企業(yè)權利和行為是否自由化；生產要素市場化的程度，包括要素的價格是否由市場決定；企業(yè)的成本是否真實；貿易條件的公平程度；金融參數合理化等。其核心問題在于：從政府、市場、企業(yè)三者關系上判斷資源配置效率與市場競爭，尤其是市場準入及市場定價的自由程度；企業(yè)行為的自主程度等。
所有這些理念，與中國著力加強制度性、結構性安排，促進更高水平對外開放的核心邏輯是高度一致的。這說明中國在確立了市場經濟的基本框架之后，已經或正在通過實現資源配置方式的變化、政府宏觀干預方式的變化、所有制和企業(yè)產權制度的變化（包括所有制結構的變化和企業(yè)競爭自由度的變化）等，厘清政府、市場與法治的關系，清晰定位政府與市場的邊界，為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奠定體制性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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